本帖最后由 随波逐流 于 2013-10-2 09:42 编辑
小贩与城管的争斗,已不仅仅是错与对、是与非的争斗,而是一种你不给我生路,我不给你活路,你要砸我饭碗、我就砸你脑袋,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 生于1970年代的夏俊峰,技校毕业,当工人,下岗,后来摆了个小摊,卖烤串,维持一家的生计。2009年夏俊峰与执勤城管发生冲突,挥刀刺死申凯、张旭东两人。申凯、张旭东、夏俊峰这三个男人是同龄人,他们都是说着同样方言的老乡。申、张作为城管,他们必须驱赶作为小贩的夏俊峰,罚没夏的小摊和煤气罐;夏作为小贩必须捍卫一家作为生计的小摊和煤气罐,于是,他拔出了刀,这一事态的发展是一个悲剧,这一事态的发展也是一个必然。
细读倚风看斜阳的《卖瓜翁》:
卖瓜翁,辛劳种瓜临武中。 满头银发双手茧,弓腰搭背苦不堪。 一年三百六十日,面朝黄土背朝天。 种下西瓜三亩三,且盼收成能翻番。 上有父母等赡养,下有妻儿眼望穿。 晨起不等公鸡叫,晚睡星斗挂满天。 翻地除草施肥料,一枝一叶种瓜难。 烈日流火晒爆皮,汗水浇出瓜儿甜。 急盼慢等今上市,一斤不到两毛三。 好心之人献妙计,城里官人手有钱。 树树雄心鼓鼓气,满载西瓜城中赶。 泱泱市场容身难,无奈摆个路边摊。 瓜甜价廉顾客盈,老翁正自心喜欢。 吆五喝六来者谁,八面威风是城管。 满眼不屑双眼瞪,手指一挥权过天。 一脚踢翻三轮车,西瓜落地变泥丸。 老翁上前来理论,一拳打在当胸前。 要打就往死里打,看你以后还在敢。 一群凶奴冲上去,领导汹汹出狂言。 恶奴又踏三脚半,呜呼哀哉命归天。 只说百姓如父母,人命却比蝼蚁贱。 市容市貌应治理,焉能盖过生存权。
读完更是让人产生一种无以言表的悲哀和伤痛。这让人们想起了多年前的《卖炭翁》,如今的城管与小贩,是那一时代的翻版和重现。 如果夏俊峰不下岗,他大可安安心心的当工人不做小贩,而杀死作为同龄人的老乡城管;如果申凯、张旭东能当公务员,他们大可不必作为城管驱赶、罚没作为小贩的老乡夏俊峰;如果卖瓜翁可以选择,他大可不必作为小贩被城管打死街头。这样的无奈,其实深层次的反映出社会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民穷! 城市有小贩,就有小贩存在的理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城市供与求的关系,并不属贩毒者与吸毒者这样的犯罪行为和关系。小贩与城管的关系,如同猫和老鼠的游戏,老鼠要生存,猫也要生存,他们都为各自生存的空间和权利斗争着,这本就没有一个谁是谁非的定论,只要存在,斗争不止。 征地、拆迁、下岗、就业岗位的匮乏,本就让许多家庭和穷人别无选择,只能让许多人选择要么做小贩、要么做城管,这无疑埋下他们在城市中各自为生存权利而斗争的祸根。 随着小贩与城管的悲剧越演越烈、越演越凶,这让一些权贵们有了轻微的阵痛,他们在一些城市边远的郊区,或在一些市民稀少的背街划出了部分地段,让小贩在这些区域自由的经营,这让人们大为感慨权贵们的远见与胸襟。 让小贩到那样的场所去经营,这无疑是让小贩们到尼姑奄里去卖梳子、到和尚庙里去卖安全套一样可笑(这里说的当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和尚庙和尼姑奄),可想小贩全年一家都要喝西北风的,这让小贩们笑出了满脸的泪花。 可是,权贵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因为繁华的地段都要用来盖高楼,市中心都要用来建华丽的办公大楼,没有高楼大厦的落成,那有领导执政的政绩,不建豪华的办公大楼,那能体现政府的威严形象,他奶奶个熊,小贩算个鸟? 城市可以容下权贵们的豪宅,却容不下小贩的一个摊位,城市可以建得起权贵们休闲、娱乐的别墅式酒店,却建不起小贩作为为持生计经营的一个场所。“尔等傻B呀?要建小贩经营的场所,那么权贵们养的城管是干什么吃的?”这是权贵们的理论。 权贵们仇恨小贩,有事没事总来城里晃悠,影响了他们的心情和妨碍了他们的生活,权贵们训斥小贩,只会摆小摊、卖油条、贩白菜,做这些下贱的事赚小钱,为什么不学别人开餐馆、开宾馆赚大钱,这就好比下属向领导反映小菜涨价,价位高,却被领导痛训小菜菜价高为什么不吃龙虾、吃海鲜一样让人无言。 城管对小贩,管理上有难度,但从管理者来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对小贩收取摊位费、罚款不失为一种良策,既打压和限制了小贩的逢勃发展壮大,又得到了不扉的经济收入,损失的又不是自己,何乐而不为。小贩卖一只鸡到头来却发现少了一只鸡腿,卖一篮菜却少了半篮的收入,或许几只鸡腿和几篮菜的价值在权贵们的眼中不屑一顾,可这却是小贩的命,因为小贩甲家中还有明天就要交学费的儿子,小贩乙回家前还要为刚出生的女儿买一桶高价的奶粉,就为这,他们一路走来舍不得坐一趟一元的公交,他们一天下来忍着不上一次五毛的公厕。 这几年猪肉涨价,聪明的权贵们为农民们指了一条明路,“要致富,少养娃娃多养猪!”可这年头,君不见现代化的养猪场,这边倒进去的是饲料,那边运出来的是火腿,而且如今,有耳朵、就算没耳朵的人都听说过养猪要喂瘦肉精、要打催长剂,这种高技术含量是农民能做的吗?是农民做得了的吗?农民养猪能致富,有时就是连城里的猪听到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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