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问题：有钱以后做什么？

随波逐流

                                        中国富人问题：有钱以后做什么

                                    ——读戈悟觉小说集《状态》

                                                   文/师力斌

     “当你什么宾馆都可以住，什么饭菜都可以点，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时候，那么，我还要什么？还要做什么？”在戈悟觉先生的小说《寻找》中，一个叫龙华生的虚构人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龙华生个人的问题，也是中国富人的问题，是那些正在和即将富起来的中国人的问题。有钱以后做什么，困扰着很多富人。陈光标撒钱，王石离婚，王功权私奔，任志强嫌贫爱富，大款挥金如土，富二代横冲直撞，中国富人花样百出，心神不宁。人生在世，富裕并不比贫穷更容易对付。

       探讨中国富人问题，有钱以后做什么，是戈悟觉先生小说集《状态》（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的主题。

      在小说圈子内，戈悟觉先生当今可能不是最著名。但在我来说，名声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作品。实际上，他早已经是名人。单举一例，他是北大学生代表，4次打破北京市跳高纪录，为此，北大老校长马寅初请他吃饭。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他虽然不再跳高，但他以小说向新的高度弹跳，在探讨富人问题上，他达到了独特的高度。他抓住了社会要害，抓住了“钱”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探讨钱给人带来的改变、感觉和伤害，特别是钱给富人造成的精神危机。许多作家喜欢探讨没钱和缺钱造成的问题，但戈悟觉先生却另辟蹊径，专门讨论有钱和钱多了以后的困扰，这正是戈悟觉先生小说的价值。

      戈悟觉先生有独特的文学创作优势。他既擅长文学，又了解企业和企业家。几十年的写作实践锤炼出干脆、准确和细形象的语言风格。他的小说《状态》曾获第四届北京文学奖。他是温州许多企业家的朋友，担任多家民营企业的顾问。据他讲，不少企业家深更半夜打电话，向他咨询心理方面的问题，人生问题。他不是书斋里的空头文学家，而是实干家，这为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也带来了灵感。《状态》所收录的六部小说中，三部探讨有钱以后的问题，两部探讨如何赚钱。《别墅女人》是典型的有钱以后的故事，指向“富婆”这一独特群体。几个老板的女人，或离婚，或独居，每天无所事事，除了打牌养狗放风筝打发时日，就是担心老公外遇，或者思慕找一个男人。巨大的性的渴望，虚荣，空虚，青春不再的人生感慨，以及更年期恐惧症等，构成她们精神世界的全部景观。她们住别墅，养名犬，睡进口名床，“从这边到那边可以打三个滚”，还有酒吧、壁炉、钢琴、影视室以及室外的飞瀑流泉，物质奢华得不能再奢华，在穷人看来已经如梦幻般的天堂，而她们的内心“没着没落的”，“就指望每天打打牌”，“几天要去一趟花样年华美容美体沙龙”，或“几天不上时装店就丢了魂”，或者“吃带壳的东西有节奏地打发时间”。最可笑的是，其中一位富婆好不容易相识了一个“大学生情人”，到头来却是一个小学文化的骗子。风行各地的二奶们，中间有多少“别墅女人”？“有钱了，有闲了，却没有心思了”，小说中的这句话印证了一个观点，即中国富人在精神上依然贫穷，还没有学会做富人。精神空虚的富人不算富人，只能算有钱人。中国有钱人离富人还有很大的距离。这让我想起近年来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一个精神贵族、一个思想富人的培养不比造就一个富翁容易。小说《寻找》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有钱人的精神空虚。一个人发财以后，他的价值急需确认。他将报恩看作自我确证的途径。这位在商界功成名就的大老板，千方百计想回报当年搭救过他的恩人。经过艰苦寻找，终于找到了那位曾在危难中提供帮助的女人。给她儿子安排工作，将她接到北京来，住高级酒店，包吃包住，专人陪侍，贵宾待遇。走时给她二十万元，甚至亲自到机场送行，这是订单超过三千万的大客户待遇。然而，女人对两人的重逢并不兴奋，根本没有认出他，对多年前救他的那件事根本没有情感记忆，对他的兴奋不如对饭菜。“他颐指气使，他是强迫她来，这感觉很差。”大老板感到失落，孤独。与恩人的这段机缘让他不断地追问自己，“既然是意外，蹊跷，偶然，为什么要寻找？寻找什么？活着又是什么？”“他舒舒服服坐着，一小口一小口啜咖啡。品味充实，孤独，怡和，无助。我有朋友吗？我有很多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感情丰富吗？有时觉得是，有时又不是。剩下只有一点确定：我有钱”。我们看到，龙华生知恩图报这个有着中国传统报恩模式的故事，被融入了完全不同的当代内涵。与其说是知恩图报，不如说是有钱人主体意识匮乏的表征。套用一句理论术语，富人的主体性需要穷人的他者来确认。穷人成为富人的陪衬。这也就是为什么炫富成为中国富人的家常便饭，他们的主体性急于得到确认。富人与穷人这对既相互区隔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微妙的范畴。《远去的不再来》呈现了有钱以后精神空虚和主体性匮乏的又一个侧面。对儿时亲情的美好回忆和对时光流逝的焦虑，成为富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五十岁的江龙功成名就，生日那天也是二十五周年厂庆。事情办得周到，气氛非常热烈。他的儿子在英国读书，还找了个蓝眼睛的女朋友。一切都圆满。然而，回到房间，他感到疲惫不堪，“圆满那么重要吗？他突然感到无聊，沮丧。”他总是在曲终人散之后，独自回忆过去。“二十五年前手上是洗不净的油污，吃饭端过的碗指纹也洗不净，再过五十年，山月还会是这个样子，时圆时缺，出山落山，他在哪里呢？企业还在吗？”对二十五年前失踪的哥哥的怀念，成为企业家江龙挥之不去的心病。没有了亲情，不能与哥哥共享创业的成功，个人成功的价值似乎大打折扣。然而，当年分资产时，为了区区几百元两人差点动了手。最终哥哥去了山西杳无音信。如果说《寻找》中的富人需要穷人来确认，那么，《远去的不再来》中的富人则需要亲情来确认。他却没有亲情。为了钱，江龙牺牲了亲情。这个弑兄、弑父的发财故事，对于中国式的发家史似乎带有强烈的隐喻性。财富与亲情，成为中国富人的另一对鱼与熊掌。怎样弥补这种创业缺憾呢？小说在这里描绘了一幅异想天开的图景：这位大老板支持厂工会发动工人进行抓蟋蟀活动，组织斗蟋蟀比赛，“斗出大将军，奖五百元”，原因就是，儿时他和哥哥养过一只蟋蟀将军，常胜不败。“金秋月9月，蟋蟀闹腾的时候，员工快乐，下班捉蟋蟀，斗蟋蟀成风。工会赵主席汇报，至少有上百工人吃过晚饭在田间山野游转，打手电，提着空易拉罐。”“江龙很得意，他把这项活动称之为‘企业文化创新’”。好景不长，很快，厂里五个工人由于斗蛐蛐聚众赌博被抓，这项诞生没有几天的企业文化创新就夭折了。剩下的，只是这位老板跟他的女秘书在山间捉蟋蟀。

        如果说，《别墅女人》《寻找》《远去的不再来》三部作品直接揭示中国富人的精神问题，那么，《人的另类读本》和《状态》则是从中国富人赚钱途径上来呈现他们的精神匮乏。《人的另类读本》通过陈碎儿小人得志的故事，勾勒了人性的阴暗，刻画了商界黑幕的典型。陈碎儿原本只是个狗角色，凭着脑子灵光，被选为公安的线人，靠告密、盯梢和拉人下水，把买卖做大，最终成了呼风唤雨的商界大佬。行贿、女色、盯梢、要挟，他不惜使用各种下三路手段，先后搞倒村长，镇长，前后两任镇书记，县体委主任，县长，县委书记。他能够让镇书记与他同享一个女人，唯自己马首是瞻。他成了县里的地下组织部长，想当官的人得到他门下拜码头。陈碎儿的发迹史是不良商人发迹史的原型。小说特别注重表现这个商界大佬的心理活动。在设计搞掉县长之后，这个阴谋家“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兴奋地跑到办公室，他要找一个人分享他的成功，“太完美了！太过瘾了！过去他只是发现，现在是制造！”名利场中干掉对手、厮杀得胜的强烈快感，成了罪恶的催情剂，这不禁又让人想，中国富人的发迹史中，有多少陈碎儿般的罪恶？

        另外两部小说，《状态》呈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金钱的驱使和诱惑下，变身为金钱的奴仆的心路历程；《有人找我》描绘了过去极左年代里人性的严重异化与扭曲，富于历史现场感，读来惊心动魄，是探讨中国人精神问题的佳作。

        小说集《状态》有真材实料，知识丰富，画面感强，心理描绘准确生动，令我印象深刻。特别是它提出的中国富人的精神问题，让我想起刘震云在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借牧师之口提出的那个问题：“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两位作家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阅历和故事框架下，提出了几乎相同的精神问题。

        这个地球上思考有钱以后问题的大有人在。在此，我想录一段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看看世界首富如何对待有钱的问题：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比尔·盖茨这样说，也这样做。据网上数据，到目前为止，盖茨和他的妻子建立的基金会已经将25亿多美元用于全球的健康事业，将14亿多美元用于改善人们的学习条件。2008年6月盖茨退休，宣布拿出个人财富的98%给自己创办的基金会，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盖茨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自己“退休以后20%时间给微软，80%时间做慈善”。由世界首富变身为“世界首善”，比尔·盖茨“有钱以后”的做法富于启发。盖茨的举措还让我想起另一位有钱人，邵逸夫。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1985年后，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仍然是据网上数字，截止至2008年，邵逸夫捐助内地事业的资金达32亿元，受惠学校及教育项目近5,000个，遍布31个省、市及自治区，“逸夫楼”也遍布中国大地校园。我常常在心里嘀咕：邵逸夫是半个教育部长。

        有钱以后做什么，虽然不独是中国富人的问题，也是世界富人的问题。但是，在人多地少、基尼系数不断走高的中国，这个问题尤其突出。这正是戈悟觉先生小说值得关注的原因。

      戈悟觉先生是我的作者，也是我的学长，更是我的老师。我和他相见恨晚。遗憾的是，他那部获奖小说《状态》没有由我做责任编辑。那时我还没有到北京文学工作。在后来的交往中，他的见识使我服膺。他不是一般的文学作者，而是一位视野开阔、见识广博、阅历丰富的高人。他有文学的梦想和抱负，也了解温州的经济和商人。要知道，温州是中国最富有城市。在这本书中，戈悟觉先生以七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和智慧，洞察世事，勾画人物，探讨中国富人的精神问题，有大智慧。戈先生在前言中说，温州是民营企业诞生、崛起之地，他担任几个民营企业的顾问，和他们“同苦乐，共进退，感同身受他们的勤劳和困惑，美丽和丑陋”，他这本小说集就是“书写温州和温州人”“描绘当代中国的嬗变”。我认为小说做到了这一点，是一部探讨中国富人精神问题绕不过去的优秀之作。

     （本文转自12月20日新华网，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文学》副主编 ）

小崔

这不是我的问题的

沉醉秋风

现在考虑的是怎么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