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89年01月22日 (己酉年正月初一) 陈朝灭亡
0589年1月22日 (己酉年正月初一)陈朝灭亡在1425年前的今天，0589年1月22日 (农历正月初一)，陈朝灭亡。589年 01月22日，陈朝灭亡。隋文帝即位后，就怀有统一全国的雄心。他任命韩擒虎和贺若罚镇守与陈朝相接壤的庐江(今安徽合肥)、广陵(今江苏扬州)，并叫他们筹划伐陈的战略。同时，隋文帝在永安(今四川奉节)造大型战舰，“高百余尺，起楼五层，左右前后，置六柏竿，各高50尺，可容战士800人。”积极准备伐陈。公元588年秋，隋军51万人分8路出师，水陆并进。可是，陈朝的君臣们则妄图依仗“金陵王气”和“长江天堑”，依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陈将屡请迎战，陈后主都没有答应，只是一个人日夜啼哭。直到隋军已形成包围金陵之势，陈后主才轻率决战。当韩擒虎从新林进军，任忠迎降，引韩擒虎的部队直人朱雀门。陈后主仓皇随10多名官人出景阳殿，自投于桔井之中。“既而军人窥并，唿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出”，被俘投降，589年1月22日(祯明二年五月初一日)陈亡。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隋朝开国皇帝，谥号文帝，庙号高祖，在位24年，后为次子杨广所弒。他是胡化汉人，鲜卑名是普六茹。杨坚为华阴人，系西魏随国公、北周柱国、大司空杨忠之子，自称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北周时曾官拜「骠骑大将军」，又封为「大兴郡公」，后袭父爵柱国，长女嫁北周宣帝为后，地位显赫，北周武帝时任随州刺史。其妻独孤皇后为北周时当朝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女。公元581年，杨坚以「受禅」为名，废北周静帝而自立，改年号为「开皇」，建立了「隋朝」。1294年01月22日 忽必烈逝世
1294年1月22日 (癸巳年腊月廿五)忽必烈逝世在720年前的今天，1294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廿五)，忽必烈逝世。http://img.lssdjt.com/201301/22/0817420809.jpg紫檀殿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1月22日于紫檀殿逝世!忽必烈(Kubilai， 1215年—1294年)，名字全称孛儿只斤忽必烈，蒙古族，拖雷正妻唆鲁禾贴尼的第二子(共四子)。中国元朝的创立皇帝，庙号世祖，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蒙古语尊称薛禅可汗(Sečen Qaγan)。他也是第五代的蒙古大汗。其长兄蒙哥即位后，下令攻打南宋，忽必烈则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他在这段时间内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和姚枢等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还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悦而受之。1253年，忽必烈率军进攻位于今云南的大理国，国王段氏投降，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蒙哥在1259年去世后，次年其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选立为大蒙古国大汗，而忽必烈则在中塬开平在精兵拥立下自立为大汗。幼弟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为此发动战争争夺汗位，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迁都大都，上都为陪都，并继续推行汉法、任用汉族官员。但四大汗国之中的叁国则因他违反历来大汗选举传统以及他“行汉法”的主张而纷纷终止藩属关系，脱离了他的统领范围。仅伊儿汗国(首任伊儿汗即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在名义上承认忽必烈的大汗地位，但在忽必烈去世后伊儿汗国也完全独立了。至此，蒙古大汗实际管辖的政治版图仅止中塬地区、今新疆东半部、西藏和蒙古全境。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为皇帝，并开始南下攻打南宋的计划。他的军队用了六年时间攻陷重镇襄阳，但以后的进展则相当顺利。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宋帝昺跳海而死，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华夏。忽必烈后来亦有派遣军队进攻一些其它国家和地区，其中以入侵日本的战事最有名，也最惨烈。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发动第一次侵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以叁万二千余人，东征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七月，忽必烈又发动第二次侵日战争，史称“弘安之役”，由范文虎、李庭率江南军十余万人，到达次能、志贺二岛，却碰到颱风，溺死近半。元军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一般认为颱风(日本人称这两次大风为“神风”)是造成失败的最大塬因，不过后世也有认为是元朝的行军习惯不相适应所致(蒙古人习惯上打陆战，而攻打日本则是海战)。青年时期的忽必烈时常注意金、宋的文明，认识到「蒙古唯有与伊斯兰文明及汉家文化融合，帝国长久立足于世界的理想方能实现」，因此身边经常围绕着来自中塬、中东等地的学者。透过他们的言谈与经验，除了伊斯兰世界，忽必烈对汉地风俗民情的瞭解也超越了当代大多数的蒙古人。不过在创立元朝的前后，蒙古人多不认同忽必烈要亲近汉地学者的主张，所以忽必烈有感必须发动武力歼灭胞弟、成为大汗，理想才可能实现。但是争夺汗位的行动也使蒙古大一统的可能性消失了。往后即使忽必烈在汉地推行汉法，但身边蒙古贵族反对实施汉法的声音始终大于支持。由于改变蒙古人的观念是如此的困难，加上版图扩张至日本的出征失败了、治理中塬的难度高于预期，而且由色目人管理财政的帐面成果确实比汉人来得丰硕、精明，因此在尚武的大环境下，失意的忽必烈不復当年的威望，他选择了与蒙古贵族妥协，汉人的地位终于煺到最末阶，种下了汉人日后积极反抗蒙古人的意志，同时也宣告了忽必烈早年试图革新蒙古的理想失败。[来源请求]忽必烈晚年饱受痛风病痛之苦，爱妻察必与皇太子真金先行离世，使他悲痛不已。为了寻求安慰，他享用了更多的美食与醇酒。过度的饮酒，让他的健康亮起红灯，至元叁十一年(1294年)于宫内与世长辞。
1811年01月22日 中国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出生
1811年1月22日 (庚午年腊月廿八)中国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出生在203年前的今天，1811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廿八)，中国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出生。http://img.lssdjt.com/201301/22/95163110209.jpg李善兰(1811.1.22～1882.12.9)中国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植物学家。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浙江海宁人。清嘉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11年1月22日)生；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882年12月9日)卒于北京。自幼喜好数学，后以诸生应试杭州 ，得元代著名数学家李冶撰《测圆海镜》，据以钻研 ，造诣日深 。道光间 ，陆续撰成《四元解》、《麟德术解》、《弧矢启秘》、《万圆阐幽》及《对数探源》等，声名大起。咸丰初，旅居上海，1852～1859年在上海墨海书馆与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9卷 ， 完成明末徐光启、
利玛窦未竟之业 。又与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合译《代微积拾级》、《重学》、《谈天》等多种西方数学及自然科学书籍。咸同之际，先后入江苏巡抚徐有壬、两江总督曾国藩幕，以精于数学，深得倚重。同治七年(1868)，经巡抚郭嵩昭举荐，入京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历授户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等职，加官三品衔。他以《测圆海镜》为基本教材，培养人才甚多。他学通古今，融中西数学于一堂。1860年起参与洋务运动中的科技活动。1868年起任北京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直至逝世。主要著作都汇集在《则古昔斋算学》内，13种24卷，其中对尖锥求积术的探讨，已初具积分思想，对三角函数与对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等题解的研究，皆达到中国传统数学的很高水平。继梅文鼎之后，成为清代数学史上的又一杰出代表。他一生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甚多，将近代科学最主要的几门知识从天文学到植物细胞学的最新成果介绍传入中国，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1895年01月22日 中国社会学家、社会调查学家李景汉出生
1895年1月22日 (甲午年腊月廿七)中国社会学家、社会调查学家李景汉出生在119年前的今天，1895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廿七)，中国社会学家、社会调查学家李景汉出生。http://img.lssdjt.com/201301/22/A0111449746.jpg李景汉(1895.1.12—1986.9.28)，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生于北京通州。1917年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北平社会调查所干事。1926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28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区调查部主任。1935—1944年，历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4—1947年被派往美国国情普查局考察，并参加人口研究活动，1947—1949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专家室工作，兼任东南亚数国农业普查顾问。1949—1952年，任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53年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195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4年应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
李景汉为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学教学工作做出了贡献。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其中在定县所作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北京无产阶级的调查》(1926)、《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实地调查方法》(1933)、《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1981)等。
1916年01月22日 《民国日报》创刊
1916年1月22日 (乙卯年腊月十八)《民国日报》创刊在98年前的今天，1916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十八)，《民国日报》创刊。http://img.lssdjt.com/200401/22/29175214619.jpg《民国日报》创刊号1916年1月22日，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该报创始人是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等。该报除刊载全国各地讨袁斗争的消息外，还设有“来电”、“专论”、“要电”、“时评”、“快风”等专栏。（HistoryOnToday.com）后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1928年01月22日 湘南起义
1928年1月22日 (丁卯年腊月三十)湘南起义在86年前的今天，1928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三十)，湘南起义。http://img.lssdjt.com/200401/22/D4175228488.jpg湖南农民协会制作的打倒土豪的宣传画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于1928年1月中旬从粤北转移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发动了“宜章年关暴动”（又称“宜章起义”），并于1月22日顺利占领了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同时遵照广东省委的指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不久工农革命军和宜章农民武装，在宜章南部和坪石地区，击溃了前来进犯的许克祥部的独立第3师，取得了重大胜利，湘南地区的革命武装不断扩大。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支援下，特别是在朱德、陈毅同湘南特委取得联系以后，湘南地区的宜章、郴县、资兴、永兴、耒阳、汝城、安仁等县，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湘粤边界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几十万人。趁李宗仁与唐生智的战争正向湖南发展，湘南敌人兵力较少之机，工农革命军和起义群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城，并在这些县城和宜章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到3月中旬，郴县成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各县的农民武装也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宜章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3师，耒阳组成工农革命军第4师，郴县组成工农革命军第7师，永兴和资兴分别组成两个独立团。由于湘南特委犯了盲动主义错误，严重脱离了群众，起义武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1928年3月底，湖南、广东的敌人调集7个师的兵力，从南北西三面向湘南地区进攻，起义部队和农军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毛泽东率部接应。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起义部队到达宁冈砻市。两军会师以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和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全军编为三个师，共一万人左右。1928年01月22日 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发动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1月22日 (丁卯年腊月三十)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发动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在86年前的今天，1928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三十)，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发动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1928年1月22日 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发动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1942年01月22日 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
1942年1月22日 (辛巳年腊月初六)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在72年前的今天，1942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初六)，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萧红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人。在鲁迅的帮助下，1935年她发表了成名作中篇小说《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主要著作还有：长篇小说《呼兰河》，小说、散文集《牛车上》等。1942年01月22日 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
1942年1月22日 (辛巳年腊月初六)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在72年前的今天，1942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初六)，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萧红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人。在鲁迅的帮助下，1935年她发表了成名作中篇小说《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主要著作还有：长篇小说《呼兰河》，小说、散文集《牛车上》等。1946年01月22日 廖承志获释
1946年1月22日 (乙酉年腊月二十)廖承志获释在68年前的今天，1946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二十)，廖承志获释。http://img.lssdjt.com/200905/17/C4134532133.jpg邓颖超与刚出狱的廖承志，廖承志拿着狱中用的竹烟斗1946年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被迫释放廖承志出狱。1948年01月22日 首批日本赔偿物资到达上海
1948年1月22日 (丁亥年腊月十二)首批日本赔偿物资到达上海在66年前的今天，1948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十二)，首批日本赔偿物资到达上海。战争赔偿是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内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政策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变化。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还是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的，想通过对日索赔来达到削弱日本赖以发动战争的经济能力，同时也想通过此举来增强中国工业的复兴能力。
国民政府在对日索赔问题上确定了如下几项重要方针：日本的重工业应保留在１９１４年的生产水平；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必须列入赔偿范围，由中国予以拆迁当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即着手进行战争损失的调查，以备在战后作为对日索赔之依据。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也同美国总统罗斯福谈到过日本战后的赔偿问题。蒋介石当时主要想让日本对中国进行实物赔偿，即把日本的一些工业设备和车船设备等移交中国充作赔偿。当获知苏联方面在着手研究战后德国的赔偿问题时，蒋介石也曾指示国民政府参事室对苏联的方案加以认真分析，以便将来为中国借鉴。1944年3月，国民政府参事室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初步提出了对日索取军费赔偿和经济赔偿的若干原则。抗战胜利后，对日战争索赔问题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委员会与行政院、内政部、经济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就对日索赔问题多次开会讨论，并组建了专门负责对日索赔的机构。1945年11月，经过各部门的反复酝酿和讨论，国民政府初步形成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就日本赔偿问题制定了11条原则。这是中国在战后准备向日本进行战争索赔的第一个初步方案。由于当时盟国对日本的赔偿问题尚未作出具体规定，因此这个初步方案主要是从中国自身立场出发表达的一种意向。考虑到对日索赔所涉及的国家比较多，国民政府也提出将来所得之赔偿应当占到日本赔偿实物与赔款总额的一半以上。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还确定了如下几项重要方针：日本的重工业应保留在1914年的生产水平；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必须列入赔偿范围，由中国予以拆迁。中国方面的上述对日索赔政策与战后初期美国确定的严惩日本的政策基本上是相符的。美国在战后初期制定的对日政策的最高目标是既不让日本将来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也不让日本对将来的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基于这样的理念，美国所制定的关于日本赔偿的政策体现了《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在处理日本的赔偿问题上，美国政府提出了两种办法：“移交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充作赔偿；移交日本国内那些对日本的和平经济和对占领军的供应并非必须的物资或现有的基本设备和设施。”为具体地了解日本的赔偿能力，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就派总统特使鲍莱等专家前往日本、中国、朝鲜等地进行实地考察。1945年12月，鲍莱发表了关于日本赔偿问题的临时报告。报告认为，“过去的日本工业的发展，带有极其浓厚的扩充军备的色彩，即使在遭到战祸的今天，仍然拥有超过维持其平时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很大的过剩设备，通过拆除这些过剩的设备来实现日本的解除武装，同时通过把这些设备移交给曾经遭到日本侵略的各国来促进这些国家的复兴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可能的”。鲍莱在临时报告里还详细列举了日本应予保留的工业和应当拆迁充作赔偿的工业种类和数量。并强调对日本国内赔偿设备必须迅速拆迁，以免搁置而受损失，另外也可使日本确知保留的生产设备的范围和数量，以便迅速计划恢复平时生产。鲍莱将其临时报告提交给美国政府后，美国政府即以其为蓝本，制订了一个临时赔偿方案，拟把日本用于战争的一部分工业设备先行拆迁充作赔偿，待将来最终方案确定后再进行总的结算。当时由对日作战有关的11国组成远东委员会，在1946年通过了由美国提出的上述临时赔偿方案。但是，由于临时赔偿方案同时规定了其实施须等待盟国内部的分配额商定后才能实行，而盟国内部对各自应当所得的份额争议很大，所以迟迟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于是，美国依据远东委员会的组织程序，决定采取单独行动，即在临时赔偿方案范围内，先提30%作为对直接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赔偿物资。1947年4月，美国政府正式向盟军总部颁布了第75号临时指令，规定在临时赔偿范围内，由盟军总部负责选择日本可供赔偿的设备，将其作为先期拆迁物资分配给中、菲、荷(代表荷属东印度)、英(代表英属马来亚、缅甸及其他远东殖民地)四国，其中中国得15%，菲、荷、英各得5%。远东委员会不同意中国提出的方案，确定了要以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４年的平均生活水平为今后日本工业生产的标准1946年5月，国民政府发表了《中国要求日本赔偿设备紧急拆迁项目》；1946年8月，国民政府又草拟了《中国对日赔偿问题提案纲领》，详细地向盟国特别是美国全面阐述了中国对日索赔的政策和具体要求；1947年初，国民政府负责日本赔偿事务的最高机构——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也形成了一个对日索赔比较全面、系统的文件《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帖》，这个说帖成为中国对日索赔的政策性纲领。国民政府虽然在战后初期就对日本赔偿问题进行过反复研讨，多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由于远东委员会是由11个国家组成的机构，对日索赔直接涉及各方的利益，故矛盾十分尖锐。再加上依远东委员会的表决程序，四大国中的任何一国都可以行使否决权，这就使对日索赔政策的统一和实施变得十分困难。首先，是关于日本在国外资产的处理问题。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在中国境内属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的部分资产加以接收、清理。这些资产中很多是日本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完全是侵略的产物，因此，理应列入日本无条件归还中国之列，不应作为抵充赔偿之部分，但国民政府还是顾全大局，同意将日本在华资产来抵充赔偿额的一部分，这充分体现了战后中国对日宽大的一面。至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资产，本来是日本长期以来对东北殖民侵略的结果，理应完全归还中国或抵充赔偿，但苏联坚持要把东北的日本资产作为战利品搬运回国，拒绝将其列入赔偿范围，也拒绝将其归还中国，中国只好请求远东委员会在决定赔偿比例时应对中国在东北所损失部分予以考虑，使中国取得相当之补偿，但中国的建议最终未获盟国的赞同。其次，是关于日本工业应保留在何种水平的问题。国民政府最初主张日本重工业应以1914年为保留水平，超过这一水平的工业设施一律拆迁赔偿，但国民政府的此项主张根本不为盟国接受。后来，国民政府又提出以1928年至1930年为日本应予保留的工业水准，但远东委员会在1947年1月23日确定了要以1930年至1934年的平均生活水平为今后日本工业生产的标准，这就使日本实际上能够被充作赔偿的物资和设备被更多地保留下来。再次，是关于中国在日本赔偿总额中的份额问题。战后初期，国民政府提出争取50%以上份额的要求，其依据是中国受害最深、损害最重、对抗战贡献最大。这本来是一项极为合理的要求，但由于美国的反对，国民政府只好提出40%的要求，即使如此，远东委员会仍未形成一致意见。尽管存在以上分歧，国民政府还是根据远东委员会的临时拆迁计划，积极地做好了各项拆迁的准备工作。1947年6月，国民政府在日本设立了“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在国内设立了“日本赔偿归还物资督运委员会”。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总算得以正式启动。当时，在盟军总部的先期拆迁计划中，充作拆迁赔偿的物资主要是一些兵工厂的设备。这些设备分三批分配，中国所接收的三批物资的价值以1939年日币计，共计84931433日元，折22070282.19美元。国民政府从1948年1月开始从日本装运上述赔偿物资回国，到1949年9月止，前后共派船或租船22次，运回物资1254箱。综观这一时期美国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脱离自战争开始以来盟国间所达成的重要国际协定，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无论就其政策层面而言，还是就其政策的实施而言，基本上还是表现出了对各战争受害国和参战国权益的尊重。正是由于以上的因素，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对日索赔才得到一定的实现。美国操纵通过的《旧金山和约》，使各受害国失去了通过普遍和约的形式彻底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机会战争赔偿问题如果仅仅从惩处发动战争本身的角度来解决，同盟国家的共同利益总是多于其内部的分歧，但是，当战争赔偿问题与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相关联时，它的解决也就会越来越偏离要求战争赔偿本身的意义。战后的日本赔偿问题，就是由于与战后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相缠绕，在美国的主导下一步步朝着背离其他盟国意愿的方向发展的。究其原因便是：要求日本作出战争赔偿，原来只是美国对战败后的日本政策的一个方面，而美国的全部对日政策则是服从于其亚洲政策的，而它在亚洲的政策又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着它的亚洲政策，而其亚洲政策又决定着它的对日政策。在亚洲，伴随着中国内战的发展过程，美国也逐步调整着它的亚洲政策。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失败，美国已经无法再指望国民党中国作为它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战略基地，因此，在中国以外确立新的战略重心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凸现出来的。美国要以日本来代替即将垮台的蒋介石政权，把日本作为其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美国的对日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发生变化的。由于扶持日本成了美国现时的战略要求，而要日本对已经过去了的战争支付赔偿，必然会削弱日本的经济能力。在追究过去的战争责任与满足现实的战略需要之间，美国的选择无疑会是后者。因此，美国对日基本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的赔偿问题。1949年5月12日，美国政府终于在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上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取消1947年4月的临时指令，停止先期拆迁。此外，它还声明：第一，日本现有工业设备都须加以保留，以便使日本的经济得以恢复，即使是军需工业，除必须销毁部分外，也应当全部保留，移作民用；第二，此后美国将向远东委员会建议取消或修改日本关于赔偿及工业水平的一切现行决策。至此，战后初期美国制定的先期拆迁计划告终。美国停止实施先期拆迁计划，为日本逃避战争赔偿责任创造了极大的便利。美国以自身的战略利益作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像战争赔偿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不符合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道义要求，同时也是对二战中横遭日本侵略的各受害国和为击败日本而作出贡献的同盟国家利益的严重背叛。美国停止先期拆迁方案的时候，盟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依然存在。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战争状态的结束只有通过盟国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因为和约将载明双方恢复和平关系的条件，规定战败国应履行的义务以及应受的法律和道德约束。1950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向远东委员会成员国提出了关于对日和约的七点原则，其中关于战争赔偿的原则是：“缔约各方放弃1945年9月2日以前因战争行为而产生的权利要求，但下述情形例外：(一)一般说来盟国将占有在他们领土内的日本财产；(二)日本将归还盟国财产，如不能完整归还，可按双方协议的关于损失价值的百分率以日元赔偿之。”这项规定的实质，是要各受害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要求。1951年9月，美国一手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旧金山和约》的第14条至第16条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和约一方面表示日本应对其战争中引起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又表示“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因此各受害国除了扣留日本在本国的财产充作赔偿外，只可以要求日本提供劳务性服务(即“服务补偿”)，作为修复所受损害的费用。除此之外，各盟国及其国民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偿要求。《旧金山和约》战争赔偿条款的出笼是美国追求一己私利、置亚洲各国人民利益于不顾的恶劣行为。它没有使日本通过支付战争赔偿来承担起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也使各受害国失去了通过普遍和约的形式彻底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机会，给日本在以后与各国的战争赔偿谈判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参加美国一手操纵的对日单独媾和，因此《旧金山和约》中的各项规定，包括关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的条款对中国是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的。在美、日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对菲律宾总统特使说：我们一个钱也不要旧金山和会后，美国着手策划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所谓双边和约。台湾当局无视历史发展的潮流，无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一心想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它对于未能参加旧金山和会本来也极为恼怒，认为这使其失去了与其他盟国的平等地位，因此力图想通过与日本缔结双边和约的形式来挽回这种局面。海峡两岸处于分治的局面使日本钻了空子。日本在战后不久就确立了对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47年6月，日本首相吉田茂曾说：“我们要高举反共、民主的大旗，与志向相同的国家站在一起”，“在他们的援助下，实现日本的复兴”。根据这个外交政策，日本与美国扶持下的台湾当局发生所谓的“官方关系”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但日本统治集团却利用中国没有完全统一的现实，虚伪地打出“大陆牌”。旧金山和会后，吉田茂多次声称：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邀请日本政府在上海设立海外事务所，日本也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日本设立类似机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并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同一时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也对国民党“驻日大使”董显光表示：如果日本同国民党中国缔结和约，可能伤害大陆上的中国人的感情而给北平政权以敌视日本之口实。实际上，日本政要的这些言论决不意味着日本真的打算拒绝同国民党当局缔结和约，日本之所以打“大陆牌”的目的在于：日本自知其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可能不顾美国的利益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日本无疑是想通过打这张牌对台湾当局施压，迫使其将来在缔约谈判中对日本作出大的让步。尽管日本表示有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只是一种策略，但此举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访日期间对日本软硬兼施：一方面，他告诉吉田茂：“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权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承认，台湾是远东的军事战略要地，日本政府同国民政府进行和约谈判是符合日本利益的。”另一方面，美国甚至使出“杀手锏”，劝日本只有在选择台湾当局、与台湾当局媾和并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美国国会对《旧金山和约》的批准。日本本来就无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订立双边和约，美国的压力只不过使日本不好再打“大陆牌”而已。1952年1月16日，日本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了“吉田信件”，明确作出了要与台湾当局缔结双边条约的承诺。“吉田信件”的发表虽然免除了台湾当局的担心，却使台湾当局的对日关系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首先，台湾当局争取到这次与日本进行缔约的权利完全是依仗了美国，这必然使其在缔约谈判中受制于美国，受制于《旧金山和约》的框架，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性可言。其次，“吉田信件”客观上也助长了日本在缔约谈判中的气焰。在日本看来，与台湾当局缔约本身就是对台湾当局的施舍，这无疑埋下了在后来整个缔约谈判中台湾当局步步退让，日本方面得寸进尺的伏笔。战争赔偿问题是和平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尚能顾及民族利益和民族心理，积极致力于对日索赔的话，那么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已经完全背离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对于美国对日媾和七原则中关于日本赔偿的规定，台湾当局起初并不完全赞成，表示“要中国完全放弃赔偿要求是困难的”。但一切靠美国撑腰的台湾当局最终还是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愿，稍后即表示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对美方主张，应力图接近”，“于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台湾当局还作出了一副对日宽大的样子。1950年底，菲律宾总统特使在台湾拜会蒋介石，在谈到日本赔偿问题时，蒋介石问菲方做如何准备，对方回答说菲律宾要向日本索赔80亿美元。菲方代表反问蒋介石，中国要索赔多少?蒋介石答道：我们一个钱也不要。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日本战败后，国穷民困，同盟国实不应再加重其负担，尤其要避免日本被“赤化”。日本方面就连《旧金山和约》中所规定的对盟国具有象征意义的“服务补偿”，也不愿意向台湾当局承诺台湾当局虽然追随美国，在1950年下半年就已经正式作出了放弃对日索赔的打算，但由于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通过的对日和约中规定了日本应对各受害国进行“服务补偿”，台湾当局为了体现它与其他盟国拥有平等的地位，在与日本的缔约谈判中，在赔偿问题上便将争取《旧金山和约》的同样条款作为最高目标。1952年2月20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与日本原大藏相河田烈作为双方全权代表开始就缔约问题进行谈判。整个谈判一直持续到4月27日，双方共举行了3次正式会议和19次非正式会议。谈判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主要是条约的名称、条约的适用范围等问题。至于战争赔偿问题，双方虽有争议，但台湾当局步步退让，最后是完全向日本屈服。双方谈判的基础是台湾当局事先准备好的所谓《中日和约初稿》。和约关于日本赔偿问题的条款几乎完全照搬了《旧金山和约》的内容，主要规定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利用日本人民在生产、打捞沉船及其他工作方面对中国所做之服务作为协助补偿中国修复其受损害之费用，此即所谓“服务补偿”；二是中国拥有处分日本及其人民在中国境内之财产，此外放弃一切赔偿要求。然而，日本方面就连《旧金山和约》中所规定的对盟国仅具象征意义的“服务补偿”，也不愿向台湾当局作出承诺。3月7日，双方在第六次非正式会议上谈判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木村主张将赔偿问题从和约初稿中全部删去，认为此项规定适应范围全部与大陆有关：“目前欲加规定尚非其时……中国之利益已在《(旧)金山和约》内予以适当顾及，此处似无须重提。《(旧)金山和约》已经明白规定，日本放弃在贵国领土之多种权利，此项规定所加诸日本之负担，在日本国民观之，已嫌过重，若中日和约重复行予以规定，自足更加深其对于日本国民之剌激。”台湾当局代表胡庆育答道：“中国非《(旧)金山和约》缔约国，不受其约束，故对于各项规定所涉及权益，中日和约仍有另行予以规定之必要。”但日方坚持认为抄袭《旧金山和约》毫无意义。3月17日，双方举行第七次非正式会议，叶公超声称其所以要在条约里规定“服务补偿”的内容主要有两个考虑：“第一，如放弃服务补偿之要求，则将来返回大陆后，将无以对全国国民，此点实具有重大之政治性；第二，签订《(旧)金山和约》之盟国均享有此项待遇，我方如予以放弃，恐影响其他盟国(例如菲律宾)对我之关系。”日方代表河田烈的答复是：“我方始终认为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为数甚巨，以美金计，当值数百亿元，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贵方服务补偿之要求适足以引起日本人民对贵国之不愉快情绪。”由于台湾当局在谈判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决定了它在这场谈判中必然要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在日方的坚持下，台湾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在3月19日的谈判中，台湾当局代表表示只要日本接受其他方面的意见，愿自动放弃“服务补偿”的要求。并提议在条约中先由日本承认有赔偿义务并表示愿将“服务补偿”给予台方，然后由台方主动予以放弃。在这里，台湾当局退到了玩文字游戏的境地，但日方并不满意，而急于通过和约的台湾当局只好再度退让。因为《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时间为4月28日，如果在此之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待《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就取得了外交上的自主权，到时候台湾当局将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因此，台湾当局代表最终连在条约里表述自己愿意放弃要日本进行“服务补偿”的权利也未争取到。在4月28日签订的条约中，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只在议定书里这样规定：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在条约中，台湾当局连《旧金山和约》中所规定的日本应承担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服务补偿”也未争取到，最后不得不完全放弃对日本的索赔要求，这既是其追随美国政策的结果，也是在日本的外交压迫下作出的屈辱让步。
1949年01月22日 李宗仁接受中共谈判条件
1949年1月22日 (戊子年腊月廿四)李宗仁接受中共谈判条件1949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廿四)，李宗仁接受中共谈判条件。http://img.lssdjt.com/200905/17/9913442921.jpg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在担任代总统的第二天，就发表文告，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并表示“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并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和谈代表。1949年01月22日 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
1949年1月22日 (戊子年腊月廿四)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1949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廿四)，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http://img.lssdjt.com/200905/17/DB13445616.jpg傅作义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1949年1月22日，国民党军队放弃了对北平的控制，而由中国共产党接管。这表明持续已久的内战正接近尾声。这个中国传统的首都被围困了一个多月。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与正在华北努力实现和平的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几乎是礼貌地交出北平。根据这个协议，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监督向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的过渡。同时，在国民党首府，同共产党打了20多年仗的蒋介石宣布，他将辞去总统职务，以期结束双方的敌对行为。被任命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宣称，他的看守政府随时准备根据毛泽东在1月早些时候提出的条件进行和平谈判。在青岛，据称8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将撤走。1964年01月22日 国防部授予解放军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光荣称号
1964年1月22日 (癸卯年腊月初八)国防部授予解放军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光荣称号1964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初八)，国防部授予解放军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光荣称号。http://img.lssdjt.com/201301/22/9816380471.jpg“硬骨头六连”连长李学正(前中)、指导员杨守杰(前右)代表全体官兵接受国防部授予的荣誉1964年1月22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武汉部队陆军第一师一团六连“硬骨头六连”的光荣称号。“硬骨头六连”命名大会在武汉隆重举行。六连连长李学正、指导员杨守杰代表全体官兵接受了国防部授予的荣誉。
聂荣臻元帅为六连题词：“发扬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部队的政治思想、作风、军事技术和纪律，在任何条件下都过得硬，经受得起一切考验。”
这支被人们称赞为“战备思想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的连队，诞生在烽火抗战的冀中平原。1939年3月，十几名红军战士组成了六连最早的骨干。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参加了马家营阻击战、爷台山战斗。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
解放战争时期，六连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国民党胡宗南部向陕甘宁发动重点进攻。在党中央指挥下，六连战士们驰骋于西北疆场，他们参加了位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伏击战，在枪林弹雨的战斗中，六连战士奋勇杀敌，战功卓著，曾荣获“英勇善战，杀敌先锋”的锦旗和“战斗模范连”的光荣称号。许多战士在炮火硝烟中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六连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硬骨头作风代代相传。他们出色完成了剿匪反霸的任务。他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1962年，他们出色完成了福建前线执行紧急战备的任务。保持了战争年代精神的六连，从难从严建设连队，被军区树为“红旗单位”、“先进连队标兵”。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六连受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关怀。
1985年，六连再次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荣誉称号。
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六连的同志们。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来到六连，和官兵们亲切交谈，给予六连极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六连的硬骨头作风将是我军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