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精神病”是一种怎样的病
【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河南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下发到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若完不成这个任务，会面临上级的扣分与督导。 ——10月9日《南方都市报》】
因为有了2‰的硬性规定，“寻找精神病”就成了一件并不幽默的正经工作。
真正的问题在于三个方面：一则，患者数量多寡，是个客观数据，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动态的变化。没有筛查前就弄出目标来考核，本身就非常诡异——既然承认“本地区实际”有别，又哪来精确的任务分解？二则，用地方卫生部门的话说，“事实上，我们规定需要查出的精神病人数比上面规定的要少。”换言之，地方部门对考核数字要么是不以为然，抑或是有苦难言，只是，这么多年过去，数十家省级地方部门何以在程序上对此考核方案“毫无异议”？三则，当省级或市级卫生主管部门将目标层层分解之后，社区医务工作者怨声载道，只是，这样的不满为何依然找不到反馈与博弈的出口？明知目标扯淡，仍要坚持把扯淡的目标执行完？
公共决策不是神仙，试错或者犯错都不稀奇。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种荒诞的“寻找精神病”的摊派指标中，见不到任何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应急机制：从上而下是一团和气地遵从或顺从。
我们常常铿锵发问：荒唐目标是谁，是怎么制定出来的？但很少问另一个问题，这些离奇的摊派指标又是怎样被环环相扣地执行下去的？如果决策与执行、决策与监督“合穿一条裤子”，行政绩效如何寻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好在改革的秋风清冽扑面，“寻找精神病”的故事告诉我们：简政放权固然重要，激活行政链条上的“和而不同”的功能，同样不容小觑。
——那冯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