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另一身份—恩公
贪官的另一身份——恩公
谷峰
从古至今，贪官在法律上是要被惩处的，在道义上当然要受谴责。然而，在我国讲人情的社会里，贪官虽被大众侧目，但在一些人的眼中却是“恩公”。这是为何？因为贪官在位时，这些人受到贪官的“恩惠”。于是，贪官虽然在法律上被惩处，但在道义上却未被完全唾弃，反而在一定的范围有了“恩公”这一身份。这在某一方面，给贪官营造了庇护环境，使社会正义蒙蔽，使反腐工作增添了难度。 就拿最近网上曝热的山西贪官侯伍杰来说，侯伍杰曾任山西省副书记兼太原市委书记，2006年9月因贪污受贿判处11年有期徒刑，于近日减刑提前出狱。当地的官员、知名人士和煤老板争相迎接，鲜花簇拥，大有荣归故里之盛况。据说，“侯伍杰回家后，门庭若市，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一时网上议论纷起，谴责如潮。过几天，山西方面在媒体上回应，侯伍杰受欢迎一说不实。也许网上曝言有夸张成分，贪官出狱后，他原来的圈内人或亲戚朋友去看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不排除那些曾经得到侯伍杰“照顾”的人来看他，这些人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的，是将侯伍杰视为“恩公”的。像这样的事并不鲜见，在我们身边，有些贪官出狱后，先前得到利益的那伙人，还是会视他为“恩公”的。其实，这些人中有的也并不是真正来“感恩”的，他们怀有“二心”:一是作秀而已，以示自己不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人，不然今后还能在道上混吗？还能在其他掌权者手中得到利益吗？二是考虑到贪官还有以前编织的关系网，可以继续利用。 照字面上理解，恩公是指给予他人帮助或对他人施与恩情的人。《说唐》里有则故事，秦琼在隋朝做捕快时，常打抱不平，慷慨仗义，赢得了“小孟尝”的江湖名声。一日唐国公李渊一家人在树林里遭奸臣宇文化及指使的人打杀，秦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赶跑了这伙人，救了李渊一家，李渊于是以恩公称之，在寺庙内立像供奉。当然，现实中那些赈贫济困、救死扶伤的人，都是恩公。像这样的仗义之人，理应以恩公誉之。但如侯伍杰之类的贪官本不能算是恩公的。然而在目前的体制下，一旦某人当上党政一把手，便大权在握，说一不二。廉洁的领导干部自然不会出事，但那些贪官却会将国家的利益当作自家的私房钱，进行权钱交易，以一己之私，慷国家之慨。他们在提拔官员时，实行的是“一言堂”，自己说了算，奉行的是“家长制”，将组织赋予的权力，化为自家的权力，提拔他人时，认为是自己的恩泽。而被提拔的人也自然地认为官长是自己的恩人，忽略了组织和集体培养的功劳。 大权独揽赋予贪官无限的“负能量”，他们话出必应，攀附者如过江之鲫，并形成利益集团。贪官在位时，得益者自然以“恩公”待之；贪官失位时，曾经得利的商人还是会视他为“恩公”，或聘请他为公司顾问，利用他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网和残存的影响力，为他们继续谋私利。曾经得到贪官提拔的官员，还会视他为“恩公”，因为他们的提任确实是他一手提携，在今后的招呼中，会大开绿灯，以示报恩。这给贪官继续在关系上获得利益提供了便利通道。因此，贪官一旦拥有“恩公”这一身份，就意味着他还未真正的跨台，他还有“贪”的机会。他们一旦出狱，受到欢迎是不可避免的。况且，贪官的“恩公”这一身份，既湮灭了贪官的羞耻感，又使反腐工作遇到阻力，这阻力就来自于贪官所编织的关系网中的受恩者。 其实，贪官的“恩公”身份是依靠过分集中的权力获得的，而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地约束，只要不受约束，他们就能将国家利益化为私有，把党交给的权力化为家长式的权力。对于贪官必须严打，以国法绳之。但单凭刑罚也难以肃清腐败之风，如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的反腐手段不可谓不严厉，对贪官实行剥皮揎草的刑罚，但终究未能遏制腐败之势，这是何因？答案就是：未能有效地约束官员的权力。今年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严厉的要求势必为反腐斗争增强了凌厉攻势，也表明了党中央反腐的决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以限制官员的无限权力，使获利的大众感恩于组织，而不会感恩于某一个人。那么贪官们被处后，自然也没了“恩公”这一身份。 但是，约束权力的制度又该怎样制定呢？这是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制定制度以后能否落到实处？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但仅仅在制度上而不在体制上下功夫，能否治本？这在目前还是个大大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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