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红灯要重罚”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
“闯黄灯要重罚”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
资福道长
“闯黄灯要重罚”这个话题一出，我便觉得有话可说。但是由于最近较忙，一直没有时间动笔。今天再来说这个话题，似乎已有点过时了。因为这个法令从元旦开始执行至1月7日，刚刚一周时间，制定这个法令的公安部就又发令说，暂不执行这个法令了。如此朝令夕改，也真是够有勇气的；但是，同时也说明了如此制定法令也真是够轻率和够有水平的。
话题虽然已经过时，但是由于这个话题当中包含有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所以我还是要啰嗦几句，以便让人们从红、黄、绿这三色当中悟出一个大道理。
先来说说法。法是什么？法是最低的道德底线。由于开车的人屡屡行走在最低道德底线的边缘，把交通信号灯中的黄色信号灯当作加速冲刺信号，逼得法令制定者只好提高道德底线的高度，把闯黄灯等同于闯红灯一样处罚，实际上就相当于取消了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中间状态。而这样做既不现实又不科学，于是这个法令没执行几天，公安部就找个托词说暂不执行这个法令了。而该如何对付那些蓄意闯黄灯的司机呢？似乎还没有新的办法。
自从“闯黄灯要重罚”这个法令一出，一些博学者就翻出了红、黄、绿这三色交通灯的老底。说1868年12月10日交通灯刚发明时就只有红和绿两色，而这两色交通灯使用起来并不理想，于是使用了几年就停用了。1914年，步入电气时代的美国又恢复了红和绿两色交通灯，但是使用起来仍然不方便。直到1918年，一个名叫胡汝鼎的中国人向美国政府建议在交通灯当中加入黄灯，第一座名副其实三色交通灯才正式诞生，并大大地改善了城市的交通状况。为什么这交通灯中的黄灯是我们中国人发明，而不是那些善于发明的西方人发明呢？博学者都没有说，但是我在这里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使然。因为我们中国人熟谙儒学的中庸之道，为人处事重礼而不重法；而西方人重法不重礼，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而我们中国人说，一中有二，二中有一。西方人说走就走，说停就停；而我们中国人说走和停之间还有个缓冲的过程，既有可能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也有可能就直接停住了。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所造成的思维方式的差别。近几十年来，西方哲学家们越来越觉得法律不是万能的，再详细的法律也总还有它所无法涉及到的地方，于是他们就重视起我国儒教的礼来，也就是如今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教育。而我国正好相反，法律不是很细致、很严密，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教育却常挂在嘴边。所以西方社会偏重于法治，而我国至今还仍然偏重于人治。不过，对于闯黄灯这件事，还真是要依赖于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教育，也就是要依赖于儒家的礼教，即要对司机加强礼貌、礼让、礼节和礼仪教育。因为这个黄灯本身就是基于儒家的中庸之道和礼学思想而产生的，如今要想用法律这把刀将它干脆地一切，还实在不大好切，所以先礼后兵才是处理闯黄灯的最佳方式。
其实，汽车发达的国家都有非常严厉的交通法规，可是这些法规执行起来并非都冷酷无情。我曾写过多篇关于自己在日本探亲时所亲历的跟违反交通法规相关的事件。一次闯黄灯压线停在那里，交警非常客气地要我的车往后退半米；另一次差点逆向行驶，被交警拦住，他不仅指挥我们倒车，还要给我们指路；还有一次是真违反交通法规了，即没有系安全带，交警拦住我们，不仅没有处罚我们，还送给我们一条小毛巾和一瓶矿泉水。日本交警的交通管理首先是服务，而不是管理。如果司机不接受交警的这种善意服务，那交警就要跟你较真了。这时，违规的司机不仅面临着违规的处罚，甚至还可能面临着妨碍公务的起诉。一旦为这点小事跟交警打起官司来，违规司机还可能面临着失去人缘。因为你为这点小事跟人家打官司，说明你这个人是个斤斤计较的人，所以朋友、同事和邻里街坊就可能会远离你。这也是日本人都尽量不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在跟别人打官司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日本的文化，谁违反交通规则并且不及时改正的话，谁就会因小失大。
闯黄灯是一种不礼貌、不礼让、不拘礼节和不讲礼仪的不文明行为，而不是不法行为。对待这种行为，我们既不能靠重罚和劣法来一罚了之，也不可听之任之，而要先礼后兵、以诚感人，要靠现代礼教来教化司机。所谓现代礼教，就是基于科学的法律的现代文明准则；而封建礼教是基于虚伪的仁义道德的封建文明准则。汲取儒学的中庸之道，来对付违**庸原则的闯黄灯行为，这是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法宝。黄本身就是红和绿的叠加，也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炎黄子孙的黄皮肤；黄是和谐社会的柔和剂，也是法治社会的缓冲器。如果没有黄灯，司机的神经就会绷得太紧，就容易出交通事故。而社会如果没有礼，就会出现闯黄灯这样无礼的行为。俗话说，以理服人。那么我们的社会除了法制，还必须要有礼；要以礼来治理闯黄灯，这就是我自诩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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