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之子：集体经济蜕变为干部经济是农地冲突根源
在公共场合，“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胡风之子”——类似的开场白，几乎成为介绍张晓山一个“定式”。比起其正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名人之后”的光环，更能让大多数人迅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再过几个月，张晓山便年满64岁了。谁还记得，如今让人平添几分敬意的“家世”，一度像是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坎坷的前半生。
同样是拜曲折的命运所赐，当代中国文艺界斗士未能传下衣钵，却阴差阳错培育出一位后半生矢志深耕“三农”问题且极具分量的经济学家。
http://img.ifeng.com/tres/finance//upload/images/2011/0522/100932/14_4053371_ce88fddc940ae320a4bdaf5948400f1c.jpg坎坷前半生尽管早闻其名，2010年年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个高规格县域经济论坛上，记者才有机会初识张晓山。
坦率敢言，言之有物，偶尔还流露出轻松幽默的一面。这就是作为嘉宾出席论坛的张晓山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他不仅外貌酷肖乃父，性情举止，学养风度，也有几分“斗士”的影子。
一个多月后，即2011年春节前夕，经过几次邮件联络，他同意接受记者采访，地点就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社科院大楼，他那间陈设简朴的办公室里。
这一次，张晓山多了几分随和、亲切，还亲自给记者泡茶，看上去就像一位普通的邻家大爷。不仅与日前台上那位词锋犀利、侃侃而谈的学者有些许差别，还很难让人想象，他曾经与我们早就耳熟能详的当代中国历史上那次惊心动魄的事件之间，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联系。
1955年5月，胡风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主脑”罪名被突然从家中带走之日，张晓山还不满8岁，整整10年后(1965年底)，父亲获释回家时，他已是18岁的高三学生了。
张晓山的母亲梅志在回忆录《往事如烟》中说，“我不能想象胡风将怎样和小儿子见面……这孩子正在争取入团，组织上一再要求他同父亲划清界限。他将怎样对待他父亲的归来呢？”
但他的表现让他们觉得，“小三子”(父母对他的昵称)“懂事了”，最初的生涩很快过去，“不久孩子出来了，叫了一声爸爸，还说，你好吧！我给你倒茶去。”
可是，更大的噩梦刚刚开始。
仍是负罪之身的父母不久就被迫从北京迁居四川，“**”爆发后再度双双投入监狱。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他的同学们(北京四中部分高三学生)联名写给毛主席“要求废除高考”的信，他和成千上万老三届学生一样，从此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折。
此后十年，张晓山到内蒙古下乡当知青，身为“反革命”家庭子女的他，自然无望当上政审严格的工农兵学员，直到1977年，他快30岁了，才终于盼到转机。
“胡风的儿子终于可以上大学了！”这是后来一篇回忆文章的题目，此事也成了拨乱反正政策推行的特殊标志。
1978年3月，张晓山踏进内蒙古师范学院的校园，1979年9月，又考上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研究生。1982年9月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
“不可救药地”乐观
相对于此前二十多年曲折辛酸的经历，张晓山的学者生涯，要平稳顺利得多：
从1983年聘为助理研究员起，他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以及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1993年10月出任研究所副所长，开始领取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生导师，1997年1月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98年10月，出任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一干就是13年。
本来，像张晓山这样为父辈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所牵连，耽误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的人，完全有理由表达抱怨和愤懑，但就记者观察，完全感觉不到这一点。
或者正如他一再公开表示的(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执笔为文时)：我不要因为过去的事，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据一位北京四中的校友回忆，即使是事业有成后，张晓山也不讳言当初选择考研学农，并非抱有什么崇高远大的志向，只是希望藉此把户口转回北京，“而当他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后，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众所周知，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从农村开始的。张晓山曾感叹，自己亲身经历农村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巨大变化，惊喜地看到农村一旦摆脱了体制、机制的束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是何等惊人。
从学术上说，张晓山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农村组织与制度及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除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外，他主编的《新中国农村60年的发展与变迁》(2009年10月出版)，是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全所之力撰写的一本全景式论文集，在研究农村改革的国内学术理论界广有影响。
有关张晓山的媒体报道中，常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200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张晓山作为主讲人之一，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坦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为他们“解难答疑”。
采访过程中，每逢提及其的学术观点，他一再说，你去看我写的文章，看我编的书，里面都说得很清楚。
在他送给记者的一本2010年10月最新出版、由他主编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重点教材《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概论》中，涉及农村土地制度、金融改革、劳动力转移、城乡经济一体化及乡村治理改革等一系列焦点话题。
学人论政
就在那次有名的“中南海讲课”后不久，即2006年3月下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举行了一次主题为“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的座谈会，张晓山也在受邀之列。
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向和战略，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争论，以至于2005年变成了公认的“改革反思年”，较大力度的改革措施乏善可陈。而恰恰就是在2005年，中国农村改革迈出一大步：中央政府宣布取消了农业税。
在那次会议上，张晓山没有简单地为农业税的取消唱赞歌，而是直言“取消农业税所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它引发和凸显的问题多，但这是一件好事，很多问题暴露出来，而且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使我们必须深化农村改革和宏观体制的改革”。
他认为，无论是乡镇机构的改革和县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涉及到宏观经济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这些都是农村改革能否进一步深入的基本前提和制约因素。
2008年初，张晓山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成为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由此获得以学者身份参政议政的更多机会和更大空间。
此后，每年年初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 “一号文件”出台，以及每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他都会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呼吁正视并切实解决方方面面的“三农”问题。
2008年两会期间，他公开表示，“新农村建设还需艰难爬坡”，因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这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在农村的主要是妇女、儿童、老人。
他引用民间说法戏称，“386199”部队(即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和九九重阳节)所导致的农村空洞化、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是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
2009年两会期间，张晓山呼吁，公共财政应更多直接用在农民身上，而2010年和2011年的两会上，他又把关注重点放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认为加快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2011年3月，在BMW中经智库成立仪式上，作为智库首批专家之一，张晓山在发言中毫不客气地说，近年来看到各地推行所谓“乡村合并”，都打着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等旗号，然后搞城市扩展，实际上都是盯着农民手头那块地，这里面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讨论农民城镇化和农村问题，不能光从农村自身角度上来看。
尽管近几年来在参政议政上异常活跃，但张晓山说，他最喜欢的还是带着学生到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进行基层调研，每年都要出去好几趟。
他曾经说过，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要接触基层，实地体验，才能在研究上更加扎实，才能对政府的农村政策更有发言权。
采访结束时，张晓山向记者透露说，自己即将卸去担任了13年之久的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一职，让更年轻的人上，而自己从此可以摆脱诸多的行政事务，专注于学术了。
张晓山：30年农村改革得与失
编者按
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源于农村的改革撬动了中国经济大船的前行。三十年的改革过程，农村成就的取得有哪些重要的经验，什么问题亟待解决？作为著名农业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成员张晓山向本报记者阐述了他的观点。
《中国经营报》：我们注意到，包括今年在内，中央1号文件已连续7年聚焦“三农”问题，可见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仍处于攻坚阶段，许多突出的矛盾未能缓和，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你有何看法？
张晓山：我认为“三农”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于整个宏观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农村改革，就要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现有的扭曲格局，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扮演着全能型政府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后，则全面向经济型政府转变，而当前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实现社会公正，那政府的职能就要向服务型政府回归。首先是中央各部门职能要转变，应一方面调整既得利益格局，建立规范的横向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财政的“重心”要适当下移，以显著增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使其真正拥有为本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品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对各级政府的问责、质询和监督、制衡机制，改革干部考核和晋升机制，这样才能减少寻租行为和决策的随意性，真正使财政体制能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能力。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着力于中央和省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和县级综合配套改革，更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政府资金的投放更为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
《中国经营报》：现在广大农村中众多的农民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沦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自身利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由此频繁引发纠纷和冲突，根源何在？有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张晓山：大家都知道，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利益格局的均衡，农村改革涉及到的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必然带来财产权利和利益格局的变动，让广大农村老百姓最愤懑的地方，就是一部分人或一些集团只享受制度变革的收益，而不负担改革成本，另一些人或集团不能分享改革的收益，却要负担改革的成本。所以我认为，农村制度变革的着力点，应是在变革过程中如何尽量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即研究“补救”与“补偿”的制度安排。
以引发纠纷最多的农村土地为例，尽管从法律上说，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村干部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权利，如果没有民主监督和有效的制衡机制，“集体”就会异化成为独立于农民之外的一个单独的利益主体，集体经济就蜕变为“干部经济”，这就酿成了农村土地冲突的根源。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土地增值和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农村土地资本的分配方式与分配格局，将极大地左右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农地转为非农用地过程中的资本化收益，完全可以支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运作成本。换言之，使农民能真正享有其土地增值收益中应有的份额，合法、合理地分享城市化的“红利”，这才是最大的“多予”和“少取”。
《中国经营报》：有学者认为，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就是使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改革与法制之间的悖论，在农村改革中尤为突出，对此你如何评价？
张晓山：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一切行动的底线，但转型期所进行的制度变迁，又往往是对现行法律的突破，即“变法”。当前中国正值工业化、城市化大潮，这一悖论将长期存在。
例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第二年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不许分田单干，(除特殊情况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直到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才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又如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即是对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正。
什么样的对现行法律的突破是可以允许的，甚至是值得鼓励的？什么样的对现行法律的突破是不可容忍，属于违法必究的？我认为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迷信，敢于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约束，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才行，也就是说，群众的首创经过实践检验后，现有政策再行跟进，最后是法律的规范。
《中国经营报》：由于农村改革涉及到体制的深层次因素，这往往又成为部分地方官员在“三农”问题上不作为的借口，其中的症结怎样化解？
张晓山：中国农村改革30年，种种创新往往是逼出来的，改革若只是自上而下推行，效果通常不好，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最后形成上下联动的体制改革。所以我相信，我们既要有“短平快”的对策性的治标之策，也要有长期、战略性的治本之策，标本兼治，才能成就大业。
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即是农村的制度变革和组织结构创新的进程，其目的是维护和进一步落实广大农民的财产权利与政治权利。在宏观体制上，政府要进一步推动农村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真正扭转城乡二元经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微观体制上，要促进和发育有利于农村富强民主文明的建设目标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才有可能形成，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
关心研究三农的人，问题看的非常的准，:victory: 新农村建设还需艰难爬坡”，因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这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在农村的主要是妇女、儿童、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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